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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可以從人們共同的出生、語言和歷史當中找到其自身的特徵，這就是「民族精神」；而一個民族的文化符號體系建立了一種多少帶有想象特點的同質性，並由此而讓居住在一定國土範圍內的民?意識到他們的共同屬性，儘管這種屬性一直都是抽象的，只有通過法律才能傳達出來。一個「民族」的符號結構使得現代國家成?了民族國家。但是，自1960年代末開始，這種民族國家的制度化形式越來越受到全球化的衝擊。 民族國家著眼於一定的地域，相反，「全球化」一詞表達的是一種動態的圖景，它們會不斷挑戰邊界，直到摧毀「民族大廈」。新的動態結構的意義在於動搖了空間和時間層面上的限制。把一定領土範圍內的統治者轉變成?掌握速度的大師，這就使得民族國家失去了其權力。當然，國家不能與防禦相提並論。國界更多的是充當一道閘門，從「內部」對各種潮流進行適當的調節。全球化過程是否削弱了民族國家的能力？民族國家是否無法捍衛其系統的界限和自主調節與周圍世界的交換關係？如果屬實，又是哪些全球化過程在削弱民族國家的能力。一個民族社會的民主的自我控制能力在何種程度受到了影響？民族層面上出現的缺失，在跨國層面上是否可以找到功能等價物？ 哈伯瑪斯從當前德國國內政治以及國際政治的發展脈絡，去探討、批判和重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民族」概念的轉變。他特別提出所謂「沒有世界政府的全球管理制度」，在當代西方政治理論界以及其他現實政治領域引發強烈的討論，甚至成?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推行政治、文化改革的理論基礎。此外，哈伯瑪斯在2001年4月訪問中國大陸時，也擷取本書的〈災難與教訓〉、〈論人權的合法性〉，在北京和上海兩地發表，引起眾多的迴響。

後民族格局


何謂民族？
——三月前革命時期精神科學中的政治自我理解：以1846年日耳曼語言文學家法蘭克福大會為例 �

I. 雙重目的
無論是在「法蘭克福日耳曼語言文學家大會」邀請函當中，還是在《日耳曼語言文學家議案》(Verhandlungen der Germanisten) 當中，我們都可以發現舉辦者心存雙重目的。在杜賓根法學家萊舍爾(Reyscher)的發起下，一批著名學者，如格林兄弟(Jacob und Wilhelm Grimm)、格維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蘭克(Leopold Ranke)、烏蘭德(Ludwig Uhland)、達爾曼(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貝塞勒(Georg Beseler)、米特邁爾(Karl Mittermaier)等，共同創建了一個學會，致力於把德國法學、德國歷史學以及德國語言學這三門學科打通研究。學會的首要目的在於為學術交流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因為，在此之前，學者除了閱讀雜誌和書籍之外，相互之間基本上都是一些私人關係，信件來往發揮了主要的作用。不僅法學家、歷史學家以及語言學家之間跨學科的交往是如此，各個學科內部，哪怕是日耳曼語言文學之間的交往也同樣如此。於是，就有必要建立一種比較穩定的交往形式，以便加強相互之間的溝通和學習——「自由發言，自由討論」，而且不允許「念稿子」。這種形式脫胎於1822年的全德自然學者和醫生的學術大會以及1838年的古典語文學家大會。當然，發起人已經充分意識到了，全德人文學者大會將會被看作是一個具有政治意義的事件。

第二個目的超出了學科的要求，是一種政治目的，主要是為了結束祖國的四分五裂的狀態，實現祖國的統一：「如果要求我們直接干預生活，對於一次學者聚會來說未免期望過高；但是，這次會議無疑是立足於學術研究，尊重時代的價值性和嚴肅性，而且每一個人都充滿了鼓舞全體民眾的激情，因此，我們敢說我們的會議所取得的成績不容低估。」會議的日程安排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作為後來者，我們在職業和生活當中自覺與精神科學以及我們國家的共和主義保持著緊密的關聯，今天，我們再來閱讀這次會議的有關記錄，還會深切地感受到打動與會者的動力之所在。當然，回顧歷史，我們從德國歷史學派的代表人物那裡也能發現一些非政治的因素。但不管如何批判，沒有誰不會被這種充滿浪漫主義精神的開端所吸引。學者們對其對象(即「日耳曼民族的古典文獻」)的探討，與當時的政治趨勢是息息相關的。

這次學術活動還是充滿了悲劇性的反諷意味。因為，人們歡呼雀躍的開端，其實是一次終結：在政治意義上是這樣，在學術史意義上也是這樣。1846/47年在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Main)和呂貝克(Luebeck)召開的日耳曼語言文學家大會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嘗試，它試圖把構成早期精神科學核心內容的各個學科綜合起來。5年後，德國的法學家和語文學家各自建立起了自己的組織，而且合乎科學學科分化的規範模式。